伴随人作为公民的主体的自我意识的增长，用来比喻教育和政治行为的机器模型越来越受到质疑，康德将专制的国家制度比作手工研磨机。在《回答这个问题：什么是启蒙?》一文的结尾他表达了自己的希望：“因为当大自然让它精心照料的幼芽，即自由思想的倾向与天职破土而出时，它也会逐渐反作用于人们的品性(从而他们就慢慢具有了自由地行动的能力),而且最终还会反作用于政权的原则。按照人的尊严，如今人已不仅仅是机器，去对待人，对政权本身也是有利的。”①康德在此谈到要按照人的尊严来对待有机的个体——人，此处的机器也已经作为无机的物体被当作人的对立物。另外康德认为个体在处理与整体的关系时，涉及理性的私下运用，要像零件融入一整台机器中一样，这里的国家机器模型可追溯到霍布斯的“利维坦”②,而席勒在《审美教育书简》(Uber die ?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)中也将对国家的改革比作对钟表的修理：“一个能工巧匠修理钟表时总是先让齿轮走完再让钟表停下来，而修理国家这架活的钟表则必须让它走动，这就是说，必须是在钟表转动的情况下来更换转动着的齿轮。”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