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而且，”他说（克利斯朵夫一听就听出奥里维的悲观气息），“人生也不值得你为了错失一个前程而烦恼。多一个或少一个不高明的诗人有什么相干！”
弟兄俩很相爱；他们性格相同，可是很不投机。过去两人都是德雷福斯党。但安特莱受了工团运动的吸引，是个反军国主义者；而哀里却是爱国主义者。
有时安特莱来看克利斯朵夫而不去探望他的哥哥，使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他跟安特莱谈不到有什么好感。安特莱一开口只会怨天尤人——那是够讨厌的了；同时他也不听克利斯朵夫说的话。因此克利斯朵夫老实表示他的访问是多余的；对方却并不介意，似乎根本没有发觉。终于有一天，克利斯朵夫注意到客人靠在窗子上，一心一意地留神着楼下的花园而不大理会他的说话，才明白了这个谜。他当场揭穿了；安特莱也老实承认他是认识夏勃朗小姐的，他来看克利斯朵夫也的确是为了她。话一多，他又说出他们两人已经有长久的友谊，也许还不只是友谊。哀斯白闲一家跟少校他们是多年的旧交，一度非常亲密，后来为了政见而疏远了，从此不再往来。克利斯朵夫认为这是荒谬的。难道他们不能各有各的思想而继续相敬相爱吗？安特莱分辩说，他当然是胸襟宽大的，可是对于两三个问题他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跟他的相反，例如德雷福斯事件。说到这儿，他就不讲理了。那是当时的风气。克利斯朵夫知道这种风气，也就不跟他争；但他追问这件事是不是没有完了的一天，或者他的恨意是不是要天长地久地保持下去，牵连到我们的曾孙玄孙。安特莱听着笑了；他不回答克利斯朵夫的问话，却转过话题来赞美赛丽纳·夏勃朗，指责那父亲的自私，说他不该把女儿为自己牺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