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有为等看到“密诏”后，“跪诵痛哭激昂，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”。他们看到情况紧迫，决定拉拢袁世凯，《直纪》对筹商、拉拢经过，记录甚详，可供参考。
过去，对这段经历，康有为、梁启超虽都提到，但语焉不详。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只记看到“密诏”后，“大众痛哭不成声，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寓所，说袁勤王，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，除旧党”。梁启超《戊戌政变记》也只言谭嗣同“初三日夕”往访袁世凯，对如何筹商，筹商时的争论等都较缺略。只在冯自由《革命逸史》中看到下列一段记述：
有为方交直隶按察使袁世凯，有兵围颐和园擒杀清西后之阴谋。以司令艰于人选，知永年为会党好手，遂欲委以重任，使领兵围园便宜行事。永年叩以兵队所自来，则仍有赖于袁世凯，而袁与有为本无关系。永年认为此举绝不可恃，遂拒绝其请，且贻书嗣同历陈利害，劝之行，嗣同不果，于是径赴日本。
这段记载，因缺旁证，致晚近治史者很少援用。但从《直纪》看来，冯自由的记载，倒是有根据的。
毕永年到了北京，移住南海馆，和康有为在一起，第二天就约日本人平山周等访问康有为。当天晚上，康有为告诉毕永年“今日之危急”，说“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”，准备发难勤王，“召袁世凯入京”。毕永年认为，“袁是李鸿章之党，李是太后之党，恐不可用”，康则信而不疑。八月初一日，毕永年又与谭嗣同商量，谭也以为，“此事甚不可，而康先生必欲为之”。晚间，“忽传上谕，袁以侍郎候补”，康有为以为“袁必更喜而图报”，要毕永年到袁世凯“幕中为参谋，以监督之”，幻想“袁统兵围颐和园时”，由毕永年“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”。毕表示不能“独任”，提出催唐才常“入京而同谋之”，谭同意催唐，但主张“稍缓时日”。初二日，毕永年因“为时甚迫，而尚不令我见袁”，“心中不决”，和康广仁商量，康广仁责以“拖泥带水”，彼此不悦；毕永年又找康有为，有为说是“不用先虑”。初三日，谭嗣同夜访袁世凯，“说袁勤王，率死士杀荣禄，除旧党”[7]。初四日，毕永年向谭嗣同询问，谭“气恹恹然曰：‘袁尚未允也，然亦未决辞。’”并告以“尽以密谋告袁”。毕以为“事今败矣”，嘱谭嗣同“自谋”，自己也迁寓宁乡馆。初五日，康有为已“急出京”，康广仁、梁启超想介绍毕永年到李提摩太处“为其笔述之任”，毕见“诸事已作罢论”，“即愤然辞出”；夜十时，致书谭嗣同，“劝其速自定计，无徒死”。初六日，政变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