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有为等看到“密诏”后,“跪诵痛哭激昂,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”。他们看到情况紧迫,决定拉拢袁世凯,《直纪》对筹商、拉拢经过,记录甚详,可供参考。
过去,对这段经历,康有为、梁启超虽都提到,但语焉不详。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只记看到“密诏”后,“大众痛哭不成声,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寓所,说袁勤王,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,除旧党”。梁启超《戊戌政变记》也只言谭嗣同“初三日夕”往访袁世凯,对如何筹商,筹商时的争论等都较缺略。只在冯自由《革命逸史》中看到下列一段记述:
有为方交直隶按察使袁世凯,有兵围颐和园擒杀清西后之阴谋。以司令艰于人选,知永年为会党好手,遂欲委以重任,使领兵围园便宜行事。永年叩以兵队所自来,则仍有赖于袁世凯,而袁与有为本无关系。永年认为此举绝不可恃,遂拒绝其请,且贻书嗣同历陈利害,劝之行,嗣同不果,于是径赴日本。
这段记载,因缺旁证,致晚近治史者很少援用。但从《直纪》看来,冯自由的记载,倒是有根据的。
毕永年到了北京,移住南海馆,和康有为在一起,第二天就约日本人平山周等访问康有为。当天晚上,康有为告诉毕永年“今日之危急”,说“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”,准备发难勤王,“召袁世凯入京”。毕永年认为,“袁是李鸿章之党,李是太后之党,恐不可用”,康则信而不疑。八月初一日,毕永年又与谭嗣同商量,谭也以为,“此事甚不可,而康先生必欲为之”。晚间,“忽传上谕,袁以侍郎候补”,康有为以为“袁必更喜而图报”,要毕永年到袁世凯“幕中为参谋,以监督之”,幻想“袁统兵围颐和园时”,由毕永年“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”。毕表示不能“独任”,提出催唐才常“入京而同谋之”,谭同意催唐,但主张“稍缓时日”。初二日,毕永年因“为时甚迫,而尚不令我见袁”,“心中不决”,和康广仁商量,康广仁责以“拖泥带水”,彼此不悦;毕永年又找康有为,有为说是“不用先虑”。初三日,谭嗣同夜访袁世凯,“说袁勤王,率死士杀荣禄,除旧党”[7]。初四日,毕永年向谭嗣同询问,谭“气恹恹然曰:‘袁尚未允也,然亦未决辞。’”并告以“尽以密谋告袁”。毕以为“事今败矣”,嘱谭嗣同“自谋”,自己也迁寓宁乡馆。初五日,康有为已“急出京”,康广仁、梁启超想介绍毕永年到李提摩太处“为其笔述之任”,毕见“诸事已作罢论”,“即愤然辞出”;夜十时,致书谭嗣同,“劝其速自定计,无徒死”。初六日,政变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