突然，建极殿前传来尖细高扬的“迎驾”声，朝臣们赶忙跪倒在地。神情疲惫的崇祯皇帝，双手捂着镶有琥珀、罩有绣龙红绒的精巧手炉，强打精神，在王承恩的侍奉下走上。为了这次极其重要的召对，崇祯皇帝一夜没有休息，费尽心机地思索着如何应付眼前出现的危机。他压下对一些大臣的不满，忍住了对内阁首辅陈演、魏德藻的愤怒，决定以优容的态度，与朝臣们和衷共济，渡过这一难关。他决定紧紧抓住新任的中军府都督吴襄，调吴三桂的宁远铁骑来拱卫京师。“撤卫内徙”的议案，该是决断的时候了。
崇祯皇帝毕竟是一个有心“中兴”、无力回天的悲剧帝王，他还没有完全失去一个常人所具有的“歉疚”之心：国事弄到这样的地步，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到臣子的身上。人们心里都有一杆秤，文过饰非，只能招来轻蔑；诿过于人，只能招来怨恨。只有知错罪己，才能赢得人心。厄运临头，国将不国，谁首负其责？是自己，是自己这个不中用的皇帝。深夜子时以后，他伏在御案的灯光下，十分认真地写出了历史上不多见的，却不为后人重视的《罪己诏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