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二,表明清政府自身也有振作图强的意愿。无论是对抗革命,还是缓解列强的压力,都是外部因素。新政有否内在的动力呢?回答是肯定的。慈禧太后虽然发动了戊戌年的政变,但她似乎也不愿意背着顽固派的名声。她在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的一道关于戊戌政变的总结性上谕中,主要是宣布康有为结党“逆谋”的罪行,并没有反对变法自强的意图,反而说:“所有一切自强新政,胥关国计民生,不特已行者亟应实力举行,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。”这次新政上谕又特别痛斥了“康逆之祸”,并声明“康逆之谈新法,乃乱法也,非变法也”。当然,就慈禧太后而言,很难说她有什么“变法”的政见,她所拥有的只是稳固自己统治的权术。也就是说,她在戊戌时期镇压变法和庚子年间提倡新政,都只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与地位而已。但是,与当年略施权术即可成功地发动戊戌政变的情形大不相同,要想应付庚子政局却不那么容易。慈禧太后在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亡的途中不得不承认,虽然她可以指责刚毅、赵舒翘等“误国”的王公大臣们“实在死有余辜”,但最终的责任与后果还得由自己承担。她说:“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,现在闹到如此,总是我的错头;上对不起祖宗,下对不起人民,满腔心事,更向何处诉说呢?”庚子事变给慈禧太后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心灵创伤,从而也强烈地刺激她动了改弦更张的念头。曾经随扈的岑春煊回忆说:“太后虽在蒙尘,困苦中尚刻意以兴复为念。一日诸人于召对之际,太后忽顾问:‘此耻如何可雪?’众未有应者。余独进曰:‘欲雪此耻,要在自强’……两宫卧薪尝胆亟求自强雪耻之志,此时亦为最切矣。”可以说,“自强雪耻”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根本的内在动因。“朝廷自经庚子之变,知内忧外患,相迫日急,非仅涂饰耳目,所能支此危局。故于西狩途中,首以雪耻自强为询……辛丑回銮以后,即陆续举办各项新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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