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我就此完全相信了父亲，也许就要愧为他的儿子。父亲一生中干过许多的事。除了他自己和组织部那一包包不会说话的档案袋以外，连母亲都弄不清，他在过去岁月中的详细行踪。我只记得父亲一生中的几处关键经历：年轻时他曾苦苦地痴心寻找共产党的地下组织，为此他遭遇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灾难；后来在县储运公司主管业务，天南地北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；年纪大了之后，父亲干过一阵计委主任，依然是满世界里为县里张罗紧缺物资；县改市以后，父亲做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他一直认为这是自己干得最没意思的一件事，一辈子靠两条腿和两只手做事，当上如此领导干部，却要靠屁股和嘴巴办事。
回忆父亲的这段历史，便有一种敏感浮上心间。父亲说他多次去过重庆，四十年代、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都曾去过。那么——峡江，便无法回避地出现在他所经历的航道上。
在鄂城到黄州的汽渡上，隐约找到自家的房顶时，我不能不想，父亲如果途经青滩，会不会遇上有江水的地方就有其美名的青滩滩姐？父亲有一张旧得发黄的照片，虽然已残损破缺，其风采仍清晰可见。我记得那照片的模样：十几岁的父亲穿着西装，打着领带，站在一艘舷号为“民熙”的客轮前。父亲曾说，那次是他第一次送密信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，西装领带都是借别人的。他是穿过西服和皮鞋以后，才转头当船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