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问题蔓延之前，提前进行处置，一方面代价比较小，另一方面，可以避免中国经济出现系统性的风险。2016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无疑是经济下行周期下的企业债，以及过去多年，银行信贷扩张导致的信贷风险。中国目前的非金融债务与GDP的比例从金融危机前的100%左右已经升至约250%，在“去产能”的大背景下，这种比例蕴藏的风险必须得到及时的处理，而不是隐瞒。试图大范围利用债转股方式实现“僵尸企业”的重生、去杠杆的目标，当然要考虑到后果和代价。因为，如果企业经营继续恶化，只是延缓了一部分“僵尸企业”本应出清的时间，但是却增加了经济和金融系统性的长期风险。而且，在当前各方的社会责任感、契约精神相对欠缺的背景下，上述举措极易引发“逆向淘汰”和道德风险。
中国重新启动“债转股”，从防范宏观和系统风险而言，这是必走的一步。如果听任债务和信贷崩盘，结局肯定更加糟糕。朱镕基时代还给我们一个启迪，在历史的转弯处，列车的驾驶员需要真正的魄力和担当，不是去追求完美。